根据WeAreSocial和Hootsuite发布的数据，截至2021年1月，全球有42亿名社会化媒体用户，相当于世界总人口的53%以上。但社会化媒体并不餍足，还在源源不断地将余下的“孤岛遗民”收入囊中。自2020年起，平均每天有超过130万名新用户加入社会化媒体，相当于每秒钟约有15.5万名新用户。

　　典型的社会化媒体用户每天会在社会化媒体上花费2.25小时，相当于他们每周大约有24小时不眠不休。

　　到2021年年底，全球社会化媒体用户总共将在社会化媒体上花费3.7万亿小时。这是一个相当夸张的数字，因此，“社会化媒体入侵”“社会化媒体绑架”“社会化媒体有害”等说法在近年也层出不穷。

　　“社会化媒体入侵”“社会化媒体绑架”“社会化媒体有害”等说法在近年层出不穷。/图·Unsplash

　　虽然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用户在使用社会化媒体的成瘾度上并不一致，但中国社会化媒体用户显然是世界上最活跃的用户群之一。2020年，WeAreSocia披露的《中国地区数字报告》提出，在中国，人均拥有9.3个社会化媒体账户，不仅如此，用户活跃度也极高。仅仅是微信、微博、抖音（俗称“两微一抖”），以及哔哩哔哩、小红书、知乎、豆瓣、QQ等基本款社交媒体，已经很“杀时间”。

　　毫无疑问，移动网络让社会化媒体迎来了爆炸式增长的时代。但人类对社交的需求与生俱来，社会化媒体的历史，也不局限于互联网发展的这50多年间。

　　2000多年前，古罗马人就构建了自己的社会化媒体ECO。公元前1世纪，罗马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及治下人民的冲突，导致了连续不断的阴谋、叛乱和内战。

　　《社交媒体简史》作者汤姆·斯丹迪奇形容，在这一动荡时期，“社会流言和政治新闻交织混杂，无休止的结盟、谋算和策划维系着广泛的关系网；了解最新的事态发展，在连续不断的阴谋诡计中选对边，这对当事人来说有可能关系到他的生死存亡”。

　　对信息和新闻的迫切需求，催生了发达而频繁的沟通网络。精英阶层读写能力强，从事抄写和信使工作的奴隶也大有人在，从这时起，个人和政治的新闻与流言开始以书面形式大量流传。

　　那时，短途信件通常是用铁笔写在蜡板上，一个人写信问一个问题，一两个小时内即可接到回答。长途信件则是写在莎草纸上，纸的价格较高，但轻便、易运输。和后来有指定收件人阅读的信件不同，罗马时代的信件是半公开的文件，不只写给收件人，也面向更多受众，有时还会把信的副本送给别的朋友。

　　从保存较好的古罗马政治家马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的通信里，可以明显看到，他的信件经常被传抄。这也代表着，政治家们可以用该方法扩大自己观点的影响力。曾激烈反对恺撒的小加图自杀后，西塞罗等人为他写的悼词，就被广泛传播。汤姆·斯丹迪奇指出：“对文件的抄录和分享使信件、讲话和文章能很快地传遍罗马的精英阶层，得到更多人的阅读，激起进一步的辩论。”

　　蜡板和莎草纸被西塞罗们视为方便、快捷的民间社会化媒体。另一边，罗马执政官尤里乌斯·恺撒在公元前59年创办的《每日纪事》公报担任了官方媒体的角色，将元老院议事和人民讨论的情况每日汇编发布，张贴在公共广场，读者能自行抄录传播。公报创立之初，更多是出于宣扬政治观点、介绍政府工作的目的，但几年后，吸纳了更多平民化的内容，包括馈赠、遗产、葬礼、离婚这些家长里短，也有一场陨石雨突然而至、一只凤凰出现在罗马广场或者一只忠诚的狗怎么也不愿意离开主人的尸身这样的社会见闻。

　　古罗马庞贝遗址中一对夫妇的壁画像，画中丈夫手握卷轴，妻子则拿着折迭式蜡板和铁笔。

　　今天看来，莎草纸与《每日纪事》的功能，和现在的微博、Facebook有很多相似之处。真相和谣言、政见和观点、居民琐事和奇闻逸事、官方新闻和民间纠纷，都在其间得以交流和传播。在恺撒留下的文字记述里，我们似乎能看到2000多年前人们求讯若渴的热闹场面：海边常常涌动着焦急等待邮轮携信而来的人群，呈现翘首以盼的盛况。作为古老的吃瓜群众，他们的社交热情似乎和奔赴在热搜一线、能够集体让微博陷入瘫痪的现代人不分伯仲。

　　和现代人不同的是，在那个时期，受教育水平和金钱的制约，口授与书信的社交方式只属于精英阶层和特权阶层。

　　但社交的天性和需求并没有阶层之分。老百姓后来找到了一种能够免费获得信息、交流信息的方式——涂鸦。

　　虽然因为时间的消磨和侵蚀，留存至今的大部分古罗马遗址已经看不到以前的涂鸦笔迹，但当年罗马的大小城镇的墙上，都曾写满了各种消息，包括广告、政治口号，以及各种个人信息。

　　《社会化媒体简史》写道：“罗马房舍的传统布局是内向的，房间门开向内院。面街的是高墙，为涂鸦提供了大量空间。这样的高墙成了巨大的公共信息板。”

　　当被火山吞噬的庞贝古城重见天日后，人们发现墙上留了1.1万条以上涂鸦，随后逐步辨认出其中蕴含的丰富信息。在庞贝遗址的墙体上，最显眼的消息用大字写成，那是支持竞选市政官的候选人的政治口号。它们或者是大人物以个人名义表示的支持，或者是某些团体对它们喜欢的候选人的推举。除了政治口号，还有大型活动的预告、出租房屋的广告等。

　　墙没有阶级隔离，对所有人开放。在这里，你能看到精英阶级和统治阶级之外的平民生活。“4月19日，我做了面包。4月20日，我把一件斗篷拿出去洗了。5月7日，洗了一条头巾。5月8日，洗了两件外衣。”作为公共交流场所，这里自然少不了污言秽语，相应地，也有格言和诗歌留在上面，比如“小事不管会酿成大祸”。

　　分享生活、发表观点、拥护信仰、释放情绪、意见交流，社会化媒体的玩法从古罗马时期就开始了。和于尔根·哈贝马斯批判过的、后来出现的大众媒体不同，“由大众媒体形成的世界只是表面上的公共领域”，涂鸦墙更像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

　　16世纪初，一个名叫路德的维登堡神父的无意之举，进一步延展了社交媒体的功能：赞、推荐、分享。

　　路德偶然发现，教会向信徒出售“赎罪券”。通过“赎罪券”筹集的资金将被用作军事远征、兴建教堂。为了揭露教会的欺诈行为，路德将质疑整理成《九十五条论纲》，贴在兼作大学告示板的维登堡大教堂的大门上。论纲的手抄本得以流传后，路德的朋友们又出资印成小册子或大幅海报，传播范围广及多个城镇。

　　印刷商们嗅到商机，参与进来，《九十五条论纲》以惊人的速度传遍了德语地区。路德意外地发现，小册子竟能一传十、十传百地到达众多读者手中。在发表第二篇文章《论赎罪券与恩典的布道》时，路德再次使用小册子作为媒介，又获得了成功——一年之内，这本小册子重版18次，每次印量至少1000册。

　　公元1517~公元1546年，马丁·路德坚决抗议罗马天主教会，发动了一场宗教改革运动。

　　汤姆·斯丹迪奇认为，路德无意中揭示了一种分散的、人对人传播的媒体的力量。这种媒体系统的参与者自己就是传播者，他们通过分享、推荐和复制来集体决定哪些信息值得宣传。

　　拿这次的传播事件来说，“行脚商、小贩和出外传教的传教士会把小册子带到外地的城镇，如果在那里引起了足够的兴趣，当地的印刷商会把小册子复制下来，印出自己的版本。印刷商为了快点回本，每次都印出1000多本投入流通”。

　　《社交媒体简史》还写道：“和古罗马时代一样，消息能否广为流传取决于社交网络中各个成员所作决定的积聚效应。但与古罗马时代不同的是，社交网络中的某些成员——印刷商——具有超大的影响力，因为他们能够快速复制大量副本。（用今天的互联网词汇，可以说他们是网络中的‘超级节点’。）然而，印刷商只会翻印他们都以为有销路的东西。如果某一本小册子印刷商或书商手中没货，却经常有人前来询问，这就明确显示了需求未得到满足。结果，受欢迎的小册子通过这种分享、推荐、翻印的非正式系统传播——绝对没作者的参与。”

　　16世纪中叶，以诗歌为代表的社会化媒体在英国被个人广泛用作自我推销，甚至有时还能帮助诗人谋个一官半职。

　　在都铎宫廷里，诗歌经常被互相传阅，人们在诗作上互通消息、表达喜恶、传递情感甚至爱慕。人们收集诗作及其他手稿并在朋友和家人之间交换，后来在宫廷外也普及了。据汤姆·斯丹迪奇的了解，“一份文件抄好后，就拿出去和别人分享，或传给下一个人。这样建立起来的手稿流通网能够适用于自我提高（收集教育性或励志性的文稿）、自我表达（一个人传给别人的文稿反映了他自己的性格和品位）和自我推销（因为诗作和其他作品起了赞助人和受赞助人之间社交沟通的作用）”。

　　这种早期的赞美和传阅，和后来博客、微博里的点赞和转发如出一辙。人们通过这一些能更加进一步佐证自己的审美态度和价值取向，展示自己的兴趣，完成个人形象的塑造，寻求更多志同道合者。

　　这种早期的赞美和传阅，和后来博客、微博里的点赞和转发如出一辙。/图·Unsplash

　　随着蒸汽印刷机的出现和收音机、电视的发明，能够以空前的速度和效率把信息直接供应给大批受众的大众媒体产生了。但高昂的费用，使得对信息流的控制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信息的传递于是采取了一种单向、集中、广播的方式，压倒了过去双向、交流、社会化传递的传统。汤姆·斯丹迪奇指出，大众传媒技术催生了庞大的传媒帝国，也培育了一种国家认同感，并使专制政府的宣传如虎添翼。

　　但互联网的出现，又对大众媒体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百花齐放的时代再次来临。

　　在网络时代，每一个社会化媒体的出现和崛起，都意味着人类对社交需求的新探索，也代表着，随时代发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更丰富的可能性和想象空间。

　　从结绳记事到飞鸽传书，从烽烟传信到驿站飞马，通信的改变标志着人类文明的进步，现代社会我们不必结绳，不必飞鸽，更不需要烽烟和快马，只需一部手机一个软件便可与千里之外的人畅享交流。/图·Unsplash

　　1971 年人类第一封电子邮件诞生，其缘起就为了方便阿帕网（ARPANET）项目的科学家们互相分享研究成果；1995 年，成立，旨在帮助曾经的幼儿园同学、小学同学、初中同学、高中同学、大学同学重新取得联系，一个名叫雷·西尔斯（Ray Sears）的男人在上面寻找自我七年级时的女友，他通过站内信息工具问她还记不记得他，她回答“我怎能忘记我的初恋”，于是两人走进了婚姻的殿堂；2001 年，“9·11” 事件以后， 网站成立，帮助人们互相联系，鼓励他们走出各自孤立的家门，与志趣相投者交友、聊天；2003 年，LinkedIn上线 年，Spotify成立，它是社交音乐分享型应用，也是兴趣社交的典型产品……

　　“互联网的本质即是社交”的观点早已有之，移动网络和智能手机的迭代和发展，促使更多人加入万物互联的关系网。在社会化媒体爆炸的时代，互联网产品似乎都在追求社交属性。

　　视频、游戏、音乐、购物、阅读、教育，不再是单向提供服务，而是致力于营造社区文化，社会化媒体更是挖掘、细分、创造了新的社交需求：从婚恋交友（世纪佳缘网、百合网、陌陌）到寻找同窗（人人网），从陌生人社交（微博）到熟人社交（微信）、职场社交（脉脉）。

　　至少，在网络时代，人们无意识地生活在主动社交和被动社交当中，一方面疑惑于社交入侵、信息茧房、沉默的螺旋、群体极化的困境，另一方面又似乎甘之如饴。

　　麻省理工学院学者雪莉·图尔克尔提出过“虚拟的亲密加剧现实孤独”的观点，社会化媒体用户曾指责公共讨论质量低下，充斥着谩骂、性别歧视、偏见、无礼和愚昧的言论。

　　英国诺丁汉特伦特大学的达里亚·库斯和马克·格里菲斯在2011年分析了43个以前的研究成果，认为社会化媒体成瘾是一种“有可能”要专业治疗的心理健康问题。《计算机与人类行为》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表示，使用7个以上社会化媒体平台的人，一般焦虑症状比使用0—2个平台的人严重3倍。

　　尽管社会化媒体带来的恶看起来并不比善少，汤姆·斯丹迪奇对其未来却不那么悲观：不管将来社会化媒体采取何种形式，有一点是清楚的——它不会消失。“社会化媒体并非新事物，它已经存在了好几个世纪。今天，博客是新型的小册子，微博和社交网站是新型的咖啡馆，媒体分享网站则是新型的摘记簿。它们都是共享的社交平台，使思想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沿着社会关系网一波波传送，而不是非得挤过广播媒体那严格把关的瓶颈。互联网时代社会化媒体的重生代表着一个深远的转变——在许多方面也是对历史的回归。”

　　互联网时代社会化媒体的重生代表着一个深远的转变——在许多方面也是对历史的回归。/图·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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