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一商人携现金购置古董公安一拥而上：娄组长你好
1950年初夏的一个傍晩，位于上海市新闸路上的一家银行办事处，经过一天紧张繁忙的工作之后，两扇沉重的黑色铁栅大门准时地关闭了。
办事处内依然响着很有节奏的算盘声和均匀的“刷刷刷，刷刷刷”的钞票清点声。
银行职员们在下班前的有限时间内，快速地清点、包扎着当天的营业款，准备集中放入金库。
随着她那细长而又灵活的指尖不停地快速跳动，堆放在她面前的一叠叠形同小丘似的钞票眼看就要清点完了。
“咦！这张票面的颜色怎么与其他钞票的色彩不一样呀？……”她不由打了个咯顿。
她捻起眼前这张钞票，细心地摸了又摸，“这张票面的质感与其他的人民币也不一样。”她很是疑惑。
其他在场的工作人员不约而同地凑过来，查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们将这张崭新的镶印着深绿色“兵舰”图案的壹万块钱，对着灯光仔细瞧着。
结果，除了发现其颜色与同类票面显得深一些外，再就是质感也有些不同，其他无论是花纹、图案，还是印章、号码，都很难发现有什么破绽。
科学鉴定是最有说服力的。经过科学的鉴定，它果然是一张伪造的壹万元的假钞。
由于伪造者雕刻工艺精细，印刷技术高超，一般人是很难用肉眼能够分辨出来的，即使是经常同钞票打交道的银行办事人员，也难免上当。
不出几天功夫，已经闻声有所警觉的人民又先后在全市十几家银行、米市行和公共汽车上，相继发现了数万张伪造的黑蓝色“拖拉机”图案的五千元人民币和深绿色“兵舰”图案的壹万元人民币。
经过银行工作人员仔细清点，仅3天之内，整个上海市就发现了1.2亿元的伪钞（旧币，一万旧币等于一元新币），案情极为重大！
一伙蓄意破坏人民新政府经济建设，扰乱国家金融的特务分子，正在暗地里肆意进行伪造多种版面人民币的犯罪活动。
当时公安机关唯一可通过的侦破材料除了假钞，还是假钞，其他任何线索都未曾发现到。
时间一晃就过去了五个多月，案情未能取得一丝进展。公安局领导、侦破人员心焦如焚，不能让这种犯罪活动愈演愈烈，范围越来越扩大啊。
破坏金融，破坏经济建设，实质是危害人民的生活，关系到领导的新的人民政府的信誉和存亡的大问题。
1950年9月上旬，上海市公安局收到了无锡市公安局发来的一封信函。信中称：
“9月6日，我市破获行使假钞票一案，据行使犯乔润身供认，其钞票是上海青岛路67号远东药厂之主徐鑫山付给的炭款，共计550万元，内有假钞98万9千元。”
随后，无锡公安局又寄来了假钞原样。鉴别判定的结果表明与上海已经发现的同案假钞票均属同一版样。
由于他精明能干，吃苦耐劳，经营有方，生意越做越红火，所产药品供不应求，销往十几个大中小城市。药厂财源月月见涨，水涨船高，他早已成了闻名遐迩的药厂老板。
前不久，远东药厂的确从无锡炭行的乔润身那里购买进了一批用于制药的上乘木炭。
侦察人员为弄清徐鑫山行使假钞的来龙去脉，摸实底细，决定正面接触徐老板。
徐鑫山离开上海出走，难道是为了逃避罪责？这些出笼的假钞票果真又出自这位徐老板之手？
“徐老板腰缠万贯，八方进财，头枕钞票睡大觉，要说他故意行使假钞似乎不大可能。而在商业交易中误收假钞，转手出笼，倒也不是没有可能。”
“这倒不一定，我看啊，越有的越贪，吃饱的想吃得好，吃得好的想吃得更好、更巧、更妙。”
“论制药，徐老板也许是内行，可论雕刻，搞印刷，他却一窍不通。要说他岀手伪造如此精湛的假钞，确有令人难以置信之处。”
“我们当然不敢肯定假钞岀自徐老板之手，但我们也不能排斥另外一种可能性：有人利用徐老板药厂的声誉，暗中拉拢他，同他合伙把假钞推向社会。这种情况，具有很大的隐蔽性和欺骗性。”
“徐老板年轻有为，精力旺盛，采购货源，推销药品，一向事必躬亲，来去匆匆。这次出走，似乎也在情理之中，无可非议。”
“徐老板这次出走，目的不明，厂里不知他的明确去处，这里面大有文章，切不可掉以轻心。”
徐鑫山夹杂使用假钞票的原由终究如何，仍然是一个谜团缠绕在公安局每一个负责侦破此案的公安人员的心上。
冬去春来，“柳暗花明又一村1951年3月，上海市公安机关破获了一起骇人听闻的伪造西药大案。
据案犯马聚三检举交代，远东药厂的徐鑫山也曾伪造推销过假药，有的假药还被运往朝鲜战场。徐老板从中牟取暴利。
但听老朋友马恩溥私下透露，说徐老板因伪造假钞的事正逃往外地，杳无音讯，公安人员也在药厂加紧侦查。为免受牵连，才未敢轻易兼吞。
网越撒越宽，事态也日益复杂。对公安人员来说，这既有好处也有不便之处。说有利，是网宽线索多，捕的鱼虾也多，说不便，即为错综复杂，迷离无绪。
说起马恩溥，他倒也是个小有名气的专事经销药品的商人。他同马聚三、徐鑫山既是经销买卖药品的生意关系，又是私下往来甚密的好友。
侦察人员经过一段时间的周密侦察发现，徐鑫山之妻刘宜芳常去的处所，正是马立斯新村66号马恩溥家。
半年前，无锡方面所使用的假钞已可以断定是岀自徐鑫山之手。倘若徐老板的假钞确实是从商业交易中误收的，那么马恩溥为何说他是伪造人民币而故意逃避风头呢？
再说，徐老板之妻刘宜芳，原是个有名的风流女子，她是因徐开厂有钱才嫁给徐的，有了男人后，仍然是水性杨花，风韵事迭出不断。
徐老板往昔去外谈生意，长不过十天，短则二三天，就该返回上海，守着妻子。这次外出，何以时隔半年未归呢？
由此看来，徐鑫山在伪造人民币一案中，不说是直接的参与者，至少也是个重要的知情人。而徐老板当今的隐匿处，看来是非马恩溥莫知了。
破案心切的侦察员纷纷提议，立即逮捕刘宜芳、马恩溥，然后顺藤摸瓜，顺势追捕徐鑫山。
有关领导和大部分公安人员的头脑还是清醒冷静的。案情此时还尚未明朗，处于半明半暗的状态。
如果过早逮捕刘宜芳，不仅对整个案情的侦破毫无益处，反而会打草惊蛇，使破案工作隐于停顿。
倘若能借机秘密传讯马恩溥，搞清徐老板的下落，倒也是个可以有助于破案的良策。
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奇闻逸事，有许多天公作美之举。公安人员这次传讯马恩溥，真可谓是天赐良机。
5月18日，头戴博士帽、鼻梁上架金边眼镜、西装革履、风度翩翩的马恩溥登上了上海到南京的列车，他准备到蚌埠去巡视他开设在那里的药房。
他由于生意的关系同徐老板相识，随着交往的增多，他们成了朋友。徐老板离开上海后，在今年阴历正月的一段时间，曾返回过上海，而且就隐居、吃、住在他的家里。
但没过几天，徐老板就离开上海到别的地方去了，临走前，也没有告诉他具体的地点。
他说自徐老板走后，徐妻经常来找他，一是向他打听徐某的情况，二是来寻欢作乐。
马恩溥还说，他只知道徐老板是因为公安局在侦破伪造钞票一事，害怕被抓才逃离上海的，至于徐老板在这个案件中究竟充当什么样的角色，其中内情他一概不知。
据马恩溥推测，徐老板不可能跑到离上海很远的地方，很可能正在扬州、镇江一带活动。
公安局立即派公安人员迅速奔赴扬州和镇江一带，并通知当地公安局、派出所协助和积极努力配合，开展工作。
在当地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下，5天之后，侦察人员果然从镇江的一个乡里，将匿藏了半年之久的徐老板捕获归案。
徐老板秘密押回上海后，公安局先从说服教育入手，给他宣传和学习党和政府的有关政策，特别是学习中央关于严厉惩治反革命条例及有关文件和辅助材料。
公安人员希望他能坦白自己所做的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的事情，争取从宽处理。
徐鑫山闻到发现假钞、公安局立即破案风声后，害怕得要命，于是就马上逃往了外地。正如公安人员所早已料到的，他并不是伪造假币的主犯。
他供认说，假钞票原是他的朋友楼昌一手雕刻伪造的。他和楼昌是在上海解放初期认识的，后来交往甚密，楼昌就一直住在他所开设的远东药厂的三楼。
楼昌很神秘地拿出厚厚的一叠钞票，尽是五千元的。他说要徐老板如何如何。起初徐老板不敢，但混在真币中做了几次之后，也没什么变卦之事发生。
于是他便参与了假钞转售，并在常州、镇江一带零星花用假钞票，也不曾被人发觉。
他还承认远东药厂曾制造过假药，被人转手到朝鲜战场。自他出走后，楼昌也就离去了，据说现已搬到新闸路一带。
公安人员马上行动起来了！他们连夜査访了新闸路的三个派出所，均未发现有楼昌这个居民。
时至午夜，一户籍警察在派出所的日记上，意外地查到了一句记录：“楼昌，46岁，男，住新闸路221弄21号。”
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及时叫停：“抓人要抓现行，现在只凭徐老板口供很难给他定罪，也没办法找到制造假币的模板，不如咱们来个欲擒故纵。”
于是，公安人员三管齐下：对外到处宣传说贩卖假币的徐老板被抓，全市将打击假币的专项行动；
暗中派人蹲守在楼昌家门口，拍摄楼昌的照片；让人拿着楼昌的照片找被捕和投诚自首的特务辨认。
一个礼拜后，楼昌果然行动了，从家门口出来后，他携带沉甸甸的箱子，直奔上海市中国古物商场。
在楼昌准备花钱购买一瓶明代瓷器时，侦察员一拥而上，大喊：“娄组长，你好啊。”楼昌先是一怔，然后丢下手提箱撒腿就跑，可没跑几步就被抓获。
趁热打铁，侦察员又突袭了楼昌的家，奇怪的是，侦破人员搜遍了整个房内外，却未发现楼昌的任何罪证。
他们开始由天花板自上而下，扫描似地搜索着，即使是再小的家什物品也不放过。
果然，他们第一步从悬挂在墙壁上的镜框背后抄岀了万元“兵舰”图案的假人民币86张，继而又在衣橱的夹层中搜岀印就半面的万元假钞1800张。
接着，又陆续在皮箱和装西药的大小盒的夹层中，在照相簿封面的夹缝中，以及米捅的底夹层中，搜出了印制假钞票用的各种铜板；
在台灯的底座内，方木凳的坐板背面，皮鞋的内垫底下发现了假钞号码和伪造的银行图章。
没等侦察人员回声。门“吱呀”一声打开了。只见一位头戴西瓜帽的矮个子青年怯生生地站在门外，手里拎着一只沉甸甸的纸包。
公安人员将他“请”进屋内，打开纸包一看：嘿！好家伙，里面全是油墨、刮刀之类的印刷器具。
此小青年不是别人，正是娄寿昌的侄子郑庆华，同是伪造人民币的主犯之一。他做梦也没想到，未等公安人员上门求他，他已前来送货上门。
在铁的事实面前，楼昌清楚自己演的戏只能到此为止了，他该脱下伪装，从舞台上退下来，返回到真真切切的真实的生活里面。
审讯室里，娄寿昌已瘫若烂泥，他在一件件的物证面前，不得不低下他那怀着无穷邪恶智慧的头颅，向公安人员交代他所从事的一切。
原来，楼昌真名是娄寿昌，原是常州市党部执行委员，曾在商务印书馆任职多年，专门从事雕刻，怀有一套高超的雕刻和印刷技术。
早在1948年10月，他便受党通局（原来是中统）的指使离开了常州，与恶霸陈森度、凌锡生等假造大量五千元票面的华中币，带往解放区使用。
他们对于如何破坏解放区的金融，扰乱解放区正常的社会秩序可谓是“经验比较丰富”。
华中币不再使用后，他们又和特务分子凌道生、姜效章等合伙假造二百元面值的人民币，在常州等地使用。
1949年4月，渡江战役爆发，娄寿昌如惊弓之鸟，在常州解放的前一天逃往台湾。
1949年秋，为了破坏新中国金融秩序，中统头子季源溥策划了“黎明行动”，委派娄寿昌为行动组组长，携带伪造人民币的铜板，以海外华侨的名义绕道香港潜入大陆。
潜入大陆后，娄寿昌又找到了老部下、恶霸陈森度配合他行动，可刚找到陈森度没几天就出事了。
陈森度流氓出身，在日寇侵占上海后，他担任日伪情报组长、中央市场缉私课代表。
后来他招收大量流氓地痞为门徒，充当爪牙打手，气焰愈形嚣张。日寇投降后，他又勾结内要人，任中统局密报员，并组织了36股反动帮会组织，肆无忌惮，无恶不作。
在他控制下的工厂，工人是与他倒三七甚至倒二八折账，临时工被剥削的情况更惨，只能拿到一成。
工人们的上班时间是从早上4点到晚上10点，中间不让休息，也不让吃饭，稍有休息或怠慢，就被他的爪牙连骂带打。
陈森度常悔辱工人说：“不干就给我滚蛋！我找一百只狗很困难，但找一百个小工却很容易……”
他常常抢劫民间妇女，女工一百多名，简直是一只野兽。有一次，他诱骗女工黄秀英到一家饭店。
当时黄秀英只是一位年仅17岁的不谙人事的天真姑娘。当陈森度领她进了一间房后，就把门反锁。她要开门出去，但门开不开。
黄秀英跪在他面前苦苦哀求，说自己在乡下已经配了婚，父亲知道后会打杀她的。
他听后，狰狞一笑，恶狠狠地说：“这有啥关系，常州一带是我的天下，谁敢不听我的话！我有的是钱，有事，我来花钱！”
小姑娘吓得魂不附体，浑身发抖，哭着求陈森度饶了自己。可像恶狼似的陈森度哪有人性，他用暴力手段糟踏了这位姑娘。
然而，命运悲惨的小姑娘并没有使陈森度满足肮脏的。一次他又叫爪牙把她抓来关在一间小房间里。
他老婆不久进来一见这可怜的小姑娘，就狠狠地打了她两记耳光，还骂她烂污货，说她想占有陈家的财产。
接着陈妻又装神弄鬼，取来香烛，胡说什么小姑娘命该如此，无论什么事在何时都得听从陈森度。
陈森度这个没有人性的家伙，不仅民间妇女、女工无数，而且被他的还有他十四岁的小媳妇。
1948年10月，他同娄寿昌合伙伪造假钞带往解放区，后华中币不再使用后，他又与娄寿昌等一道制造大量的假人民币，在他所控制的范围内秘密使用。
陈森度罪大恶极，常州人民对他恨之入骨，人民恨不得要削了他的皮，掏出他的心。
常州解放后，在人们的检举、揭发和控告下，人民政府于逮捕了陈森度，并使之伏法，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解放前期的上海，百废待兴，诺大的一个烂摊子，要在短期内改变留下的混乱、萧条局面很不容易。
人民政府接管上海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恢复上海的国民经济，稳定上海的社会秩序。
但作为和帝国主义老巢的上海，要想在极短的时间内管理好要比登天还难。在上海，什么人没有？什么事不发生？那曾是现代匪窝啊！
娄寿昌潜往上海后，又与“国防部京沪杭人民救国军”特务魏福寿、原反动派便衣警察、娄的侄儿郑庆华等共同密谋，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
事后不久，五千元深蓝色“拖拉机”票面的人民币已经发行，并开始在市面上流通。他们一伙又把眼光盯在这种大面值的人民币上。
娄寿昌凭着他那精湛的雕刻和印刷技术，很快就伪造了数千张深蓝色“拖拉机”票面的人民币。
娄寿昌便与远东药厂徐老板联系上了，在他频繁地同徐老板交往中他们便成了朋友，他很快就把徐老板拉下了水，成了他得力的伙伴。
他们就利用这样的形式将假币低价转售他人或自行夹杂在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中一同使用。
中国人民银行紧接着又发行了一种一万元面值的人民币，很快就进入了流通领域。
娄寿昌一伙更加变本加厉，野心勃勃，又肆意伪造起一万元“兵舰”票面的人民币来。由娄寿昌刻就票面铜版。
至1951年2月，他们印制万元假人民币一万多张，其中一次就在大通路大通里郑庆华居住处专造的一间秘密小屋里印了假钞七百多张。
这伙欲壑难填的反革命破坏分子不达到扰乱国家金融、颠覆人民政权的罪恶目的是绝不会罢休的。
为了继续他们的罪恶勾当，娄寿昌又亲自设计绘制了一张印刷机图样，连同已坏的凹板印刷机，交给郑庆华，让他送往其姐夫所在的工厂内，以印刷卡片为名，赶制一部新的凹板印刷机。
5月26日下午，郑庆华将犯罪工具分批送往娄寿昌的住处时，不想遇到前来执行搜查任务的公安人员而束手就擒。
这伙反革命破坏分子，除魏福寿在被追捕时畏罪自杀外，其余案犯共24人，均先后落网。
1951年8月26日的上海《解放日报》第一版赫然刊载了一则令人震惊的社会新闻：
“本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最近破获娄寿昌等匪徒先后五次假造人民币特大案件，追捕案犯娄寿昌、岳和生、郑庆华、姜效章等24名，抄获大小制钞印刷机、切纸机、铜板、图章、油墨等器具百余件，并搜岀已印就的万元及五千元票面、未及行使的假人民币1.5亿元。
以上案犯逮捕后，经市公安局审讯，因证据确凿，无法抵赖，对他们曾经先后假造五千元华中币和二百元、五百元、五千元、一万块钱等11种，共4亿元假票分化使用的罪行，均已供认不讳。
经市公安局证实，这些案犯大都是与及解放后成立的、反人民组织有所牵连。
上海市人民法院对严重妨害国家货币，扰乱国家财政金融、危害人民，进行大量反革命活动的娄寿昌、郑庆华等10名罪犯，依法判处死刑，对其他反动分子也依法进行了严厉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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