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年前的1942年春天，抗日战争正处于相持阶段，一份鼓舞华南敌后抗日军民的新报纸诞生。它就是东江纵队的机关报《前进报》。20岁的杨奇担任《前进报》社长。这是他第一次执掌一份报纸。在他传奇的报人生涯中，亲手创办过五份报纸、主持过七份报纸，包括《华商报》、《南方日报》、《羊城晚报》、香港《大公报》。杨老社长仍然健在，像一盏灯塔，指引我等后辈前行。

　　惠州市博罗县罗浮山，是当年东江纵队领导机关所在地，前进报社社址也在这里。这个初夏，我们来到罗浮山“寻根”，探访这段红色新闻史。东江纵队纪念馆的“镇馆之宝”，《前进报》的印刷机，无声又高亢地讲述战火中的办报历程。

　　1940年10月，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大队由大队长曾生（后任东江纵队司令员）率领挺进大岭山区，创建抗日根据地。1941年1月，第三大队在此创办《大家团结报》，这是抗战时期广东敌后战场第一份革命报纸。报社办公地在大岭山大王岭村，一座“三间两廊”民房。

　　“我们刚到那里的时候只有100多人，刚刚占一个地盘，他（曾生）就要办报纸，我觉得很不简单。他说：‘办报纸很重要，可以宣传我们的政策。你们在东莞应该很清楚，这里很多土匪，每个都占了一定地盘。为了表示我们是，和别人不同，我们一定要办个报纸。’”原大家团结报社负责人杜襟南曾在文章中回忆了那段历史。

　　省委党史研究室党史专家魏法谱介绍，曾生到达大岭山后，试图利用电台与中央进行联络。无奈，当时没有专业方面技术人员，也没有电台呼号，只能依靠电台接受信息，再作为新闻刊发。于是，报人们在此利用电台、收报机和明码本等，收译新闻电讯，再使用印刷机印发报纸、传单。

　　1941年2月，王作尧领导的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创办《新百姓报》，社址在现深圳羊台山。1941年7月，为了加强领导，两家报社合并，以杜襟南（陈嘉）为社长，沙克（李东廉）为副社长，金石坚为支部书记，编辑、记者有杨奇、李征、何泰、涂夫、史明等。《大家团结报》改为以干部为主要对象的刊物，《新百姓报》仍以四开报纸形式继续出版。

　　1942年1月初，东江纵队负责转移香港的文化人到内地。邹韬奋、茅盾、黎澍、宋之的等被安排住在宝安县白石龙村附近，他们很关心敌后新闻出版工作的情况，仔细参观了宣传品展览，对套色油印出版的报刊很感兴趣。

　　邹韬奋连连赞叹：“真不简单，如此艰苦环境，四处为家，为民族解放大喊大叫，可喜可嘉！”他建议办一份代表民众说话的报纸，部队首长同意，决定将《新百姓报》改为《东江民报》。邹韬奋题写了《东江民报》报名，还撰写社论《惠博失陷的教训》。茅盾题写了副刊“民声”刊名，丁聪、特伟两位画家画了漫画。《东江民报》从1942年2月到3月，共出版了六期。

　　1942年春，由于形势发展的需要，曾、王两支队伍合并成立广东人民抗日总队。总队政治部将《东江民报》改为《前进报》，作为总队的机关报，3月29日正式出版。杨奇担任社长。《前进报》属总队政治部直接领导，开始时是四开的油印报，以后发展为对开的大报。深圳坪山新区石灰陂村的东江纵队纪念馆内，有一座小平房，当年曾是《前进报》的办公地址。报社就是文化游击队，与部队一起战斗，风里来雨里去，以天作帐，地作床，一直在艰苦的环境中坚持出版，传播党的政治主张，指导东江地区的抗日工作和斗争。

　　1943年12月3日，东江纵队宣布成立。《前进报》成为纵队的机关报，连夜赶印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成立宣言》，以及东纵司令部《关于抗日武装联合统一指挥的第一号布告》。

　　《前进报》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流动的战斗环境中出版油印报，但它有两个时期是铅印的。1944年12月，报社在大鹏丰岛时，形势比较安全，有条件利用铅字和机器印刷。1945年元旦，第一张用红色印刷的报纸，刊登了主席文章《1945年的任务》。在这里，出版了五期铅印报纸。

　　1944年底，东江纵队成立一周年时，纵队政治部通报全队，表扬报社：“在爱民生产和发展群众运动上有优异成绩，成为一个工作部门的光荣传统。”

　　1945年3月，按纵队领导指示，《前进报》开往罗浮山区，接收《博罗日报》留下的印刷机。报社立即开拔，到达罗浮山。为便于做好新区的群众工作，减退租息建立政权，报社驻扎在福田附近的三星书屋。在机器没有装好之前，先恢复油印出版。经过一段时间油印过渡，用上了机器，升级为铅印。

　　说起这台印刷机，还有一段古。1941年，博罗日报社长、进步人士陈洁多方募资，购得这台八度印刷机。1944年6月，日伪军大扫荡，《博罗日报》停业，陈洁等将机器藏在附城上寮农民陈景青家中。1945年春，广东省临时工作委员会领导机关和东江纵队司令部、政治部以及后勤机关先后进入罗浮山，司令部在如今东纵纪念馆旁边的朱明洞冲虚古观。经陈洁告知，由十多名战士将这部近一吨的印刷机拆散，手挑肩扛运到山中朝元洞，供《前进报》使用。

　　东纵独立大队政委张英（新中国成立后任铁道兵政治部副主任）讲述过抢运经过。他接到司令部命令，率一个中队潜入敌占区博罗城，抢运《博罗日报》丢下的印刷机。他率队一天急行军，找到印刷机。战士们拆卸机器，每一部件包好，一颗螺丝也不丢。包装字盘，把每一格铅字塞紧在盘架上，使字粒不掉。然后两个字盘合起来，中间垫上几层纸，防止两个字盘磨坏铅字。机器转运到罗浮山朝元洞，“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之地。

　　“有了印刷机，报纸印刷速度加快，发行量变大，有利于宣传抗战工作。”东江纵队纪念馆馆长曾庆香介绍。纪念馆内展出的《前进报》78期“敌寇分路进攻惠州”，92期“博罗民主县政府成立”等新闻，都是在朝元洞时期排版印刷的。

　　我们在印刷机前驻足凝视。机器老旧，结构相对比较简单，像铁块拼搭积木一样。据介绍，现在要不时给它涂抹机油，保持亮度。遥想当年它在朝元洞时，前辈们紧张又热烈的办报场面。1945年大事不断，印刷机开足马力运转。

　　东江纵队发展非常迅速，辖下四个指挥部（包括江南、江北、海陆惠边和粤北）11个支队，约万余武装。《前进报》增加了人员，成立编辑部、出版部、发行部、印刷厂，共四五十人。所刊登新闻以“短”“多”见长，少则几十字，多则数百字，如“战斗简报”专栏，语言通俗活泼，有时还加上一些广东地方方言。它也很注重版面装饰，如标题美术字经常变化，重视插图和颜色，刻写、印刷都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不仅出版报纸，还出版刊物、小册子。有《政工导报》、《整风文件》、《人》、《悼念邹韬奋先生特刊》、《论联合政府》、《论解放区战场》等。为了扩大政治影响，主席著的《论联合政府》（铅印本）通过地下交通站，秘密发行到广州和香港敌占区。书报发行范围，除了东江解放区，还发行到珠江、西江、韩江、粤中、南路等游击区和兄弟部队。

　　1945年8月15日，日本法西斯宣告投降。9月5日《前进报》出版第100期，以“本报同人”名义发表了百期纪念献词，激昂写道：

　　一百期的历程不算长，但也并不短，试摊开我们的报纸看吧！那是一幅充满苦难却又充满生机的一百期呵！在那里有着血和泪，但也有着热和爱，有着浓厚的黑暗，然而更有着辉煌万丈的光芒！百期的报纸为中国人民留下了光荣的记载，这些记载正讴歌我们的英雄因消灭人类恶魔而创下的奇迹。

　　要是问我们百期做了什么？那么，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就像一根红线贯穿着《前进报》的一百期，如果把本报的发展过程分为几个阶段，那么，五十期正好像一个路碑。前五十期标志着在敌伪摧残下的惨淡经营，后五十期却标志着在艰苦岁月中的茁壮成长。随后我队接受了的光荣领导，本报已成为东江纵队党军的公开喉舌了。

　　这一天，《前进报》召开庆祝大会，举行出版百期报刊展览，广东区委宣传部长饶彰风到会祝贺。们唱起1944年集体创作的社歌：

　　我们是一群热爱祖国的儿女，我们是一队文化战线的青年。三年来走遍了惠（阳）、东（莞）、宝（安）、博（罗）前线，活跃在敌人心脏后方。密林深山，是我们的工厂，生产了万千精神食粮。

　　我们的步伐一致，我们的目标一样，争祖国的自由，求人类的解放。谁说我们不会打仗？钢板、铁笔是我们的炸弹和钢枪。我们的油墨泼向法西斯强盗；我们笔尖刺向反动派的脸庞。

　　我们也曾记载下光辉的战线，引导群众朝着一个胜利的方向。工作努力，学习紧张，教育民众，组织武装。我们要民生产的好榜样。

　　们，紧记上，我们是民族的先锋，我们是民族的栋樑，我们要站在自己的岗位，直到敌人的灭亡！

　　1946年6月，东江纵队接党中央命令：北撤山东烟台。《前进报》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北撤前夕，报社将印刷机拆散埋藏，工作人员廖荣受伤不能随队，以僧人身份隐居在朝元洞，负责保护机器。

　　新中国成立后，这台机器由惠阳印刷厂接着使用。1978年，在原《前进报》随军记者钟紫和廖荣帮助下，机器运到博罗县博物馆收藏，被定为国家二级文物。2003年，在东纵成立60周年暨纪念馆落成之际，印刷机“入住”纪念馆，成为“镇馆之宝”。

　　“《前进报》一诞生，就处在日、伪、顽三面夹击的环境中。”原前进报社社长杨奇曾回忆，前进报社无固定社址，经常跟随部队辗转流动。们要背负沉重的纸张和工具转移。在深山密林里，他们用军毡架起帐篷，把藤篮当做桌子，进行编辑、誊写、油印工作。

　　1943年，在地方党组织的帮助下，报社的油印室设在东莞厚街附近的双岗村，编辑室安排在厚街古老大屋内。厚街镇内，伪军很多，紧挨着编辑室巷子的那一边，就住着成连的伪军，中间只隔着一堵高墙，伪军士兵的吵闹声和沐浴时的泼水声，都听得一清二楚。们把这样的一种情况叫做“置之死地而后生”。厚街与双岗之间的联络工作和稿件的传递，由一名机灵的“小鬼”和当地一位老婆婆担任。《前进报》在这里出版了三个月，始终没有被敌人发现。

　　到了11月，日军出动了一O四师团一部，又纠集驻守在东莞县城、石龙、太平等地的日军以及伪军三十师等共约九千人，采用“铁壁合围”的战术，向东莞大岭山根据地发起所谓“万人扫荡”。随后又对宝安地区进行了将近一个月的“一路围攻”。敌人还在“和平区”发动“清乡”。报社的处境十分险恶。敌人在桥头挨家逐户检查时，房东及时通知，报社人员机智迅敏地闪入屋后的庄稼地里，化险为夷。在河田，也曾经从敌人的包围下逃出，躲藏在荔枝园的树梢上，避过敌人的搜捕。另一次，知道消息较迟，只好把油墨和印刷工具丢进鱼塘里，等到夜间才把它打捞上来。

　　当报社匆匆撤出河田、桥头之后，在唐尾厦村住了几天，很快就接到政治部的指示，转移到大鹏半岛靠海边的鹅公村去。从西到东，白天走路，晚上编报，足足花了半个月的时间。《前进报》第50期是1944年的新年号，这一期是在路上编好、刻好蜡纸后请惠阳大队油印室代印的。出版之后，们在大年夜前夕赶到鹅公村。

　　罗浮山是中国十大道教名山之一，素有“岭南第一山”、“百越群山之祖”的美誉。罗浮山拥有泉、池、涧、瀑、林、洞、观、寺、塔、峰等奇观异景，被评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5A级旅游景区”，以及“中国天然氧吧”“中国健身名山”、“全国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灵秀与奇美，留下了历代众多名人、墨客与学者的足迹。

　　共和国十大元帅中有七位，以及近500位开国将军，曾光临罗浮山疗养。元帅楼和将军楼，成为光辉历史的见证。如今，东江纵队纪念馆成为追寻红色足迹的“根据地”。在此基础上，罗浮山景区串联起纪念馆、东江纵队司令部旧址、东江纵队对外联络处、元帅楼、将军楼等红色革命场所，突出情境体验。景区正努力打造成为博罗县基层党建红色“新地标”。

　　罗浮山景区积极做出响应“文旅+”时代发展新潮流，深挖罗浮山中医药文化、宗教文化、红色文化、摩崖石刻文化和南粤古栈道文化，文旅、体育、康养、研学、党建、团建等产业深层次地融合，不断的提高景区软（硬）件服务水平。日前在第四届国际旅游年会上，罗浮山景区获评“最美中国旅游景区”。这是华南片区唯一获此称号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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